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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收入提高時 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也應提高

    來源:人民論壇網

    中國提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要求,并將其作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實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標志著越來越多的群眾得以同步、均等地分享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仍然存在著異質性,對公共服務有著不盡相同的需求。為了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在繼續依靠經濟增長做大蛋糕、勞動力市場發育以改善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分好蛋糕。

    “雙城記”

    美國自由撰稿人謝潑德在他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鬼城》一書中,描述了中國一些城市大量興建的中高檔住宅區,并稱之為“鬼城”。在外國記者的眼中,“鬼城”的規模如此之大,原以為這些新樓盤會長期空置如初。但是,隨后的調查發現讓謝潑德驚異不已,這些住宅區無一不是很快因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購買和入住而被填滿。

    在達沃斯舉行的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我與中外與會者一起討論了中國中等收入者及其強大的消費力對中國和世界不容低估的影響。對中高檔住宅的這種強大需求,只是印證中等收入家庭消費力的諸多事例之一。

    不過,還有一類被稱作小城市或鎮的中國城市,雖然其戶籍政策早已經放開,落戶門檻早已大大降低,但由于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都缺乏吸引力,即使政府一再鼓勵農村勞動力向這里轉移,卻依然呈現出“人去城空”的凋敝景象,表現為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缺乏人氣和經濟活力。中國目前大約有650多座城市,其中超過一半被定義為小城市。此外,還有2萬多個鎮。如果不能將這類城鎮納入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會減弱城鎮化推進的動力,降低城鄉居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獲得感。

    上述“雙城記”的鮮明對比顯示,中國人口中實際上存在著不同類型的中間群體,分別面臨著不盡相同的需求,既有追求更舒適、更高質量生活的群體,也有追求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超越基本生活需求收入的群體。

    換句話說,在把中間群體這個概念應用于不同人口群體時,其具有的內涵與外延并非一致,對應的人群也有不盡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政策訴求。如果不能精準、統一地觀察中間群體作為勞動者的功能與作為消費者的功能,甚至將兩者分割開,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功能也不能充分得以發揮。因此,這里的“雙城記”既是一個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故事,也是與之相關的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故事,只有把這些方面完整地結合起來,才能把關于中國特色中等收入群體的故事講完整。

    有缺陷的“中間群體”

    關于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國際上所稱中產階級的人數和比例的估計,其實從來都只是一個定義的問題,使用不同定義進行估計,通常導致大相徑庭的數量結果。從學術界來看,有人嘗試依據人口的主觀感受來定義中等收入者,而更多學者則按照客觀收入或消費水平定義中等收入者,后者之中又有以相對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絕對收入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應該說,不同的定義分別來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盡相同的學術意圖和政策指向,當然也就對應著不同的數字估計。

    宏觀層面的數字像是森林,每一個個人或家庭則像是樹木。研究收入問題,關注的應該是人本身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獲得感,所以不能只見森林、不見樹木。

    嚴格來說,前述按照不同定義所做的各種界定,主要還是人口學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從我們意圖培育的、能夠幫助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等收入群體來看,就業的安全性、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的同步性、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生育意愿與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對消費升級換代的支撐能力等維度,需要得到特別關注。換句話說,人口學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如果不能真正轉化為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尚不能發揮橄欖型社會的功能,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其中的一些群體還會成為新的貧困人口。

    例如,一個值得關注且與人口變化趨勢相關的中間群體是農民工。以其為典型,可以分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間群體,揭示什么樣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助于把他們培養成中等收入群體。當下,普通勞動者工資加速提高,農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已經達到3072元,按照購買力平價美元估算,平攤到每月30天中,每天工資收入已達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贍養比來修正,折合成家庭人均收入,平均而言農民工家庭也成為了中間群體。然而,以上述經濟社會標準看,他們還是一個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體。

    根據國家統計局進行的農民工監測調查,與城鎮戶籍居民相比,外出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不夠,與雇主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僅為39.7%;農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如觀察其參加基本社會保險的比例,工傷保險為26%,醫療保險為17.6%,養老保險為16.7%,失業保險僅為10.5%。因此,他們作為全部人口的中間群體,其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出來。例如,與城鎮居民把收入的74.3%用于消費相比,他們消費僅占其收入的32.9%。此外,外出農民工在城市自購房的比例只有1.3%,獨自租住的占18.9%,其他則分別是住在集體宿舍、工棚、生產經營場所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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