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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勞動力供給不穩定的原因

    來源:《北京日報》 2017年4月10日


    最近有人說,中國100年都不會缺人口。當然,這是指人口數量。我不敢說100年,但我承認人口數量的確不是問題。他還認為,人口的素質是個問題,應該主要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夠高。我同意并且補充一點:中國人口的結構也是問題,年齡結構變得不像過去那么有利于經濟增長了。

    人口年齡結構問題在中國主要的表現,從宏觀層面來說可以概括為未富先老,相對于人均GDP代表的發展階段,中國的老齡化程度是比較高的;而直接反映在現實經濟中,則表現為勞動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勞動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勞動者、非技能勞動者的短缺。到目前為止,因為勞動力短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速度非常之快,已經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

    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的速度,導致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著中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在快速地喪失。這也就是當前企業投資缺乏動力、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原因,最終的結果是潛在增長率下降,實際增長率也自然處在下行的趨勢之中。這就是為什么說,我們當前遇到的問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

    怎么解決上述問題呢?一個角度是,我們需要看看城鎮化還有哪些潛力。

    從統計指標上看,常住人口城鎮化和戶籍城鎮化之間有一個差別,就是農民工進到城市就業,就持續時間來看也比較久,但是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待遇,因而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第一,他們不固定在一家企業里,也不愿意有一個穩定的勞動關系。第二,由于他們終究不能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因為要照顧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臨就業問題,通常到了40歲就想著退出城鎮勞動力市場。

    因此,我們需要解決把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問題。中國有1.7億在城市的農民工,把這部分人留下來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鎮化,也就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是學術界和決策界共識很高的一項政策,現在正在努力推進。

    為了縮小城鎮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距,“十三五”規劃要求加快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過去兩年這個速度明顯提高了,但不完全是來自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落戶,而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行政區劃的改變達到的。根據分析,城鎮化增量中約53%來自于居民身份的重新劃分,即所謂的“就地轉移”。由于這種變化并不改變這些人的就業狀況和就業類型,而且并不包括農民工,因此它解決不了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問題,也解決不了以生產率提高為導向的城鎮化問題。

    推進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在于,把農民工轉變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例如,地方政府為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吸納他們參加各項基本社會保險,也包含一部分財政補貼。這意味著,改革需要有成本,而這種支出負擔尚未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做出合理地分擔,導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勵機制。因此,作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需要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條件,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才能做到真正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作者蔡昉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上海研究院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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